許一個老人共和國
文＝呂松庭．攝影＝黃念謹
「老人問題不僅是一種社會問題，而是一種生命問題，因為生命必定老化。無論在那種生活裡，生理上的老人問題常是存在。」
1982年，曾任輔大校長的羅光主教在為一本老人社會工作的譯本作序時，留下這段話。他感嘆自己已進入老人的年齡，開始需要接受別人的照顧了。這幾句話說得雲淡風輕，卻包含了最深沉的生命感慨，最已注定的老化宿命，卻仍讓人躊躇莫名。
如今，羅光的肉體生命早已結束，前去迎接「永生的信仰」。遺留在他背後的台灣社會卻已加速了老化的命運，也將堂堂揭開高齡化社會的扉頁，老人比例增多，政府一再為老人福利加碼，老人照護與社區服務創造了無數就業機會。報紙輿論與社會、經濟學者大聲疾呼老人問題重要性，「老化」已成為我們熟悉的字眼。
雖然如此，仍然掩飾不了台灣公民對「老」的恐懼，雖然政府信誓旦旦要做好老人福利，悍護老年的經濟安全，與老年境遇聯想在一起的，卻還是孤獨、貧病交加、對死亡的恐懼，一種晚景淒涼的生命終點。
重視老人福利，確實實踐了儒家「幼有所養，老有所終」的理念後，會不會就能保證兌現了「老人福利」裡的「幸福感」意涵，或許，就如為數眾多的心理、社會學者所預言的那樣，如果在老人福利工作和生命設計裡，並不重視老人的感受問題的話，老人「福」「利」就將只會是計「利」而不見「福」了。
當年羅光的談話，已經點出了老人福利的兩個重點，老人問題不僅是一個「社會問題」，同時也是個「生命問題」。制定老人福利政策的人，將來也勢須面對自己的生命進入老年的事實，如果他們僅能從經經濟面或工具支持面來安置老人，將來也得面對這樣的未來。
老人憂鬱症
一個現代化過程的社會想像
台灣老人間的憂鬱症，一直是精神學界注意的問題。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主任劉嘉逸、高雄醫學大學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曾憲洋，曾在1997年和1999年相繼發表報告，指出10多年來，台灣老人罹患憂鬱症的比例，以已經增加了不止1倍。
調查數據說，台灣老年人口的憂鬱症盛行率，達12.9％至21.7％，而情況頗為嚴重的重鬱症，則有6.1％到6.2％，輕鬱症為6.8％到15.5％。
再細看老人得憂鬱症的原因種類，心態上覺得已接近死亡，必須倚賴子女，卻與子女發生爭執，當然還是主因。其次就是體弱多病、不堪疾病的侵擾。比較起來，城市裡老人得憂鬱症的機率，是鄉村老者的1.4倍；女性也比男性還多2倍。
曾有精神醫師如此表示，對老年的不夠瞭解和不夠重視，才是讓老人無助地被憂鬱症擁抱的原因，而忙於事業與自己孩子教育問題的子女，也疏忽了對父母的照顧。
理所當然的消耗者？
高齡化社會與少子化加速家庭功能式微
中山大學教授吳寧遠曾經這樣寫道：「在工業社會中，老人『能力』低的主要原因是社會的分工化、技術化及快速化，這些對老人不利。也因此老人由生產線退下後，不易再對家庭有工具性的支持。」於是，在傳統的家庭生命設計體系裡，老人成為理所當然的「消耗者」，他在老化的過程裡消耗自己對自我價值的認知，他需要家人與社會網路的支持，他甚至不再是年輕時的自己。
美國哥倫比亞社會學者Germain這樣說道：「一般分析將社會支持體系稱為『社會網絡』，這因社會網絡所形成的『互助體系』，使個體能適應環境，也提供資訊交換及促進自尊心與歸屬感，並提升個人的自我認定和性價值。」(待續,詳文請參照2月號張老師月刊)
|